中國是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古國,文化底蘊博大精深。典當歷史悠久,各類名人涉及典當(Ps古代通俗叫當舖,大家都懂的)業經營的現象尤為突出,可能他們通常都屬於兼做而已。盛世唐朝,國力強盛,作為古代的鼎盛的大唐,工商業發展加快,貨幣需求迅速擴大,這些都使典當的存在和興旺具備了堅實的基礎。
當時,曾橫行唐天下數十年的太平公主,依仗其父唐高宗、其母武則天之威,不但橫徵暴斂,「田園遍千近甸膏腴」,而且熱衷經商之利,「市易製作器物,吳、蜀、嶺南俱造,相屬於路」,「貨殖流於江劍」。以此富可敵國之雄厚資本,他又在家中開設質庫(即當舖),其規模、實力可以想見。這是古代官僚資本最早向金融業轉移的典型例子。《魏書》卷四十八載,開元二年(714)太平公主自殺後,「籍其家,財貨山積,稀奇寶物,侔於御府,馬牧羊牧田園質庫,數年征斂不盡。」
明嘉靖朝(1522年至1566年)期間,家居湖州的禮部尚書董份,「富冠三吳……有質舍百餘處,各以大商主之,歲得子錢數百萬。」這裡所說的「質舍」就是當舖,所謂「子錢」便為當舖利息。
古代著名小說《水滸全傳》中曾提到盧俊義被逼上梁山前開過當舖的事。一行人「卻好轉到盧員外解庫門首,自歌自笑,去了復又來,小兒們鬨動。盧員外正在解庫廳前坐地,看著那一班主管收解……」這裡的「解庫」便指當舖,乃宋代通稱;而「收解」意為收當,即當舖員工與當戶進行典當交易活動。
大清代以後,名人開當風起雲湧,愈演愈烈,頗成氣候。當時,不僅民間當舖盛行,而且官府典當亦很紅火。如康熙年間,大官僚、大地主、刑部尚書徐乾學,就以白銀10萬兩貸給鹽商項景元,每月取利3分,同時又借給布商陳天石本銀10萬兩,由其在北京正陽門外大蔣家胡同開設當舖。
四大名著《紅樓夢》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、康熙朝江寧織造曹寅死後,也曾遺存「張家灣當舖一所,本銀7000兩」。
就連清末大太監小德張,亦擁家資2000萬左右。他在北京前門外鮮魚口和北河沿,先後開設水慶、水存兩家當舖,資金達10多萬兩。更有甚者,清代除了民當、官當之外,還有皇當,即皇帝本人親自批准和支持開設的皇家當舖。
雍正帝是皇當最初倡導者,他曾多次撥出專款派人開設當舖。同樣愛財並善於理財的乾隆帝,與其父如出一轍,對皇當倍加熱心。按照他的指示,對於皇親可得俸銀的處置,是由皇室派員設立當舖為之運營,使之增值。
近代以來,官當之風更是橫掃天下,清代身居要職的軍政大臣們,紛紛採取各種方式參與典當經營。比如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任上,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上,都曾開設官當,並運用地方政府權力,干涉轄地內的當期、利率等,對地方典當業的發展施加了強大影響。
南宋傑出的愛國者、曾任右丞相的文天祥,年輕時曾因手頭拮据光顧當舖,他是以一隻金碗充作當物的。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,他說:「金碗在質庫某處約之,甚恨未能自取之,乃勞先生厚費如此!」
中國現代文學家魯迅年輕時,曾長期與當舖打交道,他在其所著《吶喊》一書自序中披露:「我有四年多,曾經常常,幾乎是每天,出入於質舖和藥店裡……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,在誣衊裡接了錢……」魯迅典當是為了給他父親湊錢買藥治病。對此,魯迅之弟周建人先生當年在《魯迅故家的敗落》一書中提到:「我母親賣掉了我父親的一個會,子母會,得了12元。以後只能當當頭了……..我大哥當了當頭,拿了錢,又進藥店,買藥回家。」那時,「在塔子橋東咸歡河北岸,又一爿恆濟當……當舖的夥計稱朝奉。」
20世紀初葉,毛澤東在長沙典當過一塊鍍金懷錶,為的是湊足路費前往上海出席中共一大。而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期間曾典當過一件上衣,換得當金5法郎看了一場精彩的足球賽。
1941年春,中共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居住在四川江津。一次,他因病打算去重慶治療,但身無分文。在這種情況下,他當時的夫人只得被迫託人將自己的一件銀狐皮袍典當掉,才使陳獨秀獲得一筆看病的資金。
典當業是人類社會發展最古老的行業,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。」實際上,我們常在許多歷史小說看到當舖的蹤跡,而當舖往往也被套上「趁人之危、高價剝削」的負面觀感。其實近年來當舖一直為了要破除消費者的刻板印象而努力著,隨著時代進步,當舖業為了生存,在形象上更做了許多的轉化。
其實,只要是合法立案的當舖和所謂「地下錢莊」的形象是差距甚遠的,當舖受到政府法令約束,亦只能跟客戶收取法定限制內的利息,他們的存在宛如社會的「民間銀行」,提供急需資金周轉,卻因資格不符或時間有限,無法向銀行借貸的民眾,另一個臨時紓困的管道。
高雄勝揚汽機車借款,不僅是一家政府合法立案的當舖,勝揚當舖為了提供民眾銀行等級的服務品質,因此非常重視親切與專業,勝揚當舖對待每一位客戶都是用理性客觀的態度,審慎為客戶規劃最適合的汽機車借款細節。只要民眾能確實評估自己的經濟能力、還款狀況,並擁有責任感與配合的默契,並且對整個借款流程秉持著謹慎的態度,就能發揮當舖身為「民間銀行」的能力,成為一種新興的借款管道。
